引言
虽然中兴时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就整体而言，军事人才是缺乏的，难以应付军事现代化的挑战。
犹如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的那样，这是前一世纪以来中国军队所长期存在的弱点。《北华捷报》——它在李鸿章的大营里派有一名通讯员——写道，装备精良的帝国军队几乎总是被叛乱者打败，除非李鸿章本人亲自指挥作战;如果李能得到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军官的话，那么，战争就不会拖得如此之久。
中法战争前夕，观察家仍把军事人才的不足视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困难。1860年后，由于中国力图使自己的军队现代化，军队人才不足的弱点比以前显得更加严重突出了，因为在现代的战争中指挥员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军队的训练主要是由一片花里胡哨的旗子遥相挥舞，每个人都凭着想像做动作，似乎在短兵相接。
在这种训练制度下，军官们无知并不重要。在危险临近时，士兵从未想会见到一个军官，后者在这一点上也不会使他们失望。但在外国的训练制度下，一个军官亲临现场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指挥员想教会士兵外国战术，但他又不努力学习最简单的口令，那就会造成混乱。中兴的主要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力图着手解决它。1862年，总理衙门使皇帝批准了一个外国教官用外国战术全面训练满汉军官的计划。受训后，中国军官能够训练和指挥中国军队。总理衙门认为，要训练士兵必须首先训练军官，并仔细地拟订出了这方面的计划。
“上谕”一再要求推荐和选择军事人才，有关这个问题的无数建议也提了出来。如冯桂芬就主张恢复军事考试制度的应有重要性，通过这种考试，鼓励和促进从下级军官中选拔人才。这类计划听起来似乎可行，但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一厢情愿。就事实而言，中国社会被分成打仗的农民和上层阶级，后者的价值观妨碍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及亲临前线指挥。这类计划之所以未能实现，不在于计划的制定者们没有看到对现代化军官的需要，而是由于不存在任何一个能够产生这种军事人才的阶级。
那些善于带兵打仗的下级军官，很少得到提升;而那些即使经过3年的现代训练依然毫无实际能力的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中国的制度下，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一名军官。这种地位——这是获得指挥权的先决条件——所决定的人的素质与在新的条件下所要求的指挥才干是相矛盾的。军事人才的缺乏不仅妨碍了军队的训练计划，而且也破坏了以自强为目的的中兴计划的其他方面。中级军官的贪污腐败使改进供给和增加军饷的计划毫无成效，部队依然不得不劫掠老百姓，民众的怨恨有增无减。
新建立的兵工厂和造船厂，经过很短时间的发展后，马上陷于停滞，并衰败了。因精干的下级军官不可或缺，上级军官只得容忍他们的不端行为，结果破坏了军纪。如陈国瑞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却明显地受到宽容。朝廷也知道它收到的大部分战地报告都是纯粹的伪造。庸才使劲吹嘘自己，有才干的人则为自己的下级掩饰，因为他们怕派那些更无德才的人来取代下级原来的职务。胜仗或败仗经常能够得到查证，但要想得到全部事实则是不可能的。
聘请外国军官也无法解决军事人才不足的严重问题。外国人是作为军事专家而被聘请的，他们不可能充当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是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的先决条件。西方人很晚才慢慢地懂得这一点。使军队忠于国家，并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不仅是整个军事改革计划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整个中兴的政治和社会计划。不言而喻，不为任何理想作战而又受到苛待的军队易发生骚乱;劫掠当地民众然后又闻匪色变、弃土而逃的军队，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
所有的中兴领导人都特别重视与叛乱者争夺民众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众反对，那么，再好的计划也是毫无用处的。曾国藩对于官军在农村比叛乱者更富破坏性的报道十分担心，他怕一旦失去民众的支持，便再也不能挽回。他认为，叛乱者之所以可恨，正是因为他们抢劫、烧杀老百姓，官军由于救民安民而得到老百姓的尊敬。如果官军也抢民、杀民，那他们与叛匪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胡林翼指出，老百姓是军队的基础，然而军人却对以礼义对待他们的村民施以淫威;士兵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人民，如果他们不爱民，那还要他们做什么呢?
1867年的一条“上谕”，要求对一份有关北方老百姓比怕叛匪更怕帝国军队的报告引起重视。外国观察家们指出，农民把真实情报提供给叛乱者，而给清军提供的则是很危险的假情报。新招募的军队在开往前线的途中经常与老百姓发生冲突。例如，在镇压西北回民期间，船主就拒绝装运官军。皇帝的谕旨是对军队的掠夺和抢劫的长年记录。军官们执行军纪软弱无力，他们本身也经常参加抢劫，并把抢得的东西拿到天津或其他地方出卖。
采取诸如焚毁不服从命令的船主的船这样的直接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涉及更基本的东西。除非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得到恢复，否则，军队和人民就不可能具有捍卫这种观念的共同兴趣。除非军队军饷优厚，给养充足，否则，掠夺和抢劫就不可能被制止。这里不仅涉及军官的素质，而且涉及帝国财政的结构。湘军和以湘军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其他军队，是旨在提高部队的士气和争取民众的支持发展起来的。
曾国藩一再强调，要使百姓相信他们遇到官军要比遇到叛乱者好，这里首先是士气和精神问题。在以后的70多年中，中国军队仍然被教唱曾国藩的“爱民歌”：“生灵涂炭盼官军”等等(大意)。曾国藩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护百姓和支持儒教。就这一目的而言，受过思想训练的湘军是一极好的工具，因为这种训练培养的不仅是忠于朝廷的态度，而且还有一种肯定能赢得民众支持的行为准则。中国研究湘军的最主要权威把它称为“由士大夫领导的农夫军”。这种结合，由于特别适合当时的形势，因此，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其他领导人提高士气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努力，遵循的也是曾国藩为湘军所制定的这种模式。在西北作战的左宗棠“楚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左宗棠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而且左能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要求部队按市价购买粮食，并派部队植树造林以及从事其他有益于农业的活动。某一地区一旦收复，他就立即着手制定和执行重建计划。确切地理解这些告诫“爱民”的有关文件是不容易的，但不言自喻，这些文件也不能当作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而全部抛弃。以在平定西北回民叛乱的高级将领成禄被革职论罪案为例。
左宗棠报告说成禄的部队凌辱人民，把良民当作叛匪。根据左的报告，御史吴可读上奏参劾成禄。不难理解，左宗棠迫切希望撤换长期与自己僵持不下的一位将领，并很高兴地希望从此搞掉潜在的对手。关键在于，指控虐待老百姓对于左宗棠来说不仅是控告一位将领的合适根据，而且也是比平庸无能更好的控告根据。它也使人想起吴可读后来通过自杀来抗议光绪的继承者的不孝行为，来表明他将传统的道德的考虑放在了第一位。
就忠诚、背叛和社会内聚力这些问题的研究而言，人们所言与他们的所为一样重要。一种学说——其信念得到了广泛和始终如一的承认——通常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不容置疑的关键。诚然，清政府最终没有为它的军队争取到民众的长久支持，但中兴的领导者们的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实现它。虽然这些努力不可能永远地挽救旧的秩序，但它们确实削弱了民众对叛乱者的支持，使国内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之时代的到来成了可能。
虽然中兴军事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湘军及同类新军的历史，但涉及到旧军的计划也值得一提。到中兴时期，八旗被认为已不合时宜，有的建议将它们逐渐编收于公众的生活之中，而不是恢复它们作为军队的地位。然而，在重建绿营，使它们成为现代化的全国性军队方面，还是作了一些努力。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新的地方性军队归它们的将领直接统辖，因此，只是间接地，甚至是很微妙地服从朝廷的控制。在此情况下，清政府自然力图复兴旧兵部直接统辖的帝国军队，以抗衡新军。
1864年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后，朝廷和地方上的一些官员纷纷上奏，主张逐步遣散地方性的军队，留下者在经过改革的帝国军队里注册。曾国藩本人也立即主动地遣散了他的湘军。如果说这一措施是他迫于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那么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也是一个为了支持清政府而采取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这种行动符合他自己的政治原则。
然而，虽然曾国藩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复兴绿营的努力给予了正式的支持，但他们怀疑这种努力能否产生任何结果。复兴绿营的困难是巨大的。士气低落、军费不足、贪污和吃空缺的现象依然存在。那些在新军“练勇”中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训练方法用于绿营，除直隶外，收效甚微。30年后的下一代改革家们依然指出，绿营是一种赘生物，它们的饷需榨干了人民，但结果却没有给人民提供任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