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长春园北部引进了一组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
西洋楼兴建之前，中国一些地方已有西式建筑。清初，随着大批基督教教士来华，教堂随之兴建。在南方的一些城市，民间建筑也模仿欧式建筑样式。西式教堂和欧化民居，是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一个典型物化标志，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和象征。不过，像圆明园那样大规模地将欧式宫廷建筑引入皇家园林尚属首次。尽管西洋楼在圆明园的整体规划中无足轻重，就全园而言不过是局部的点缀，但它毕竟是欧洲建筑和造园艺术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要在圆明园中修建西洋楼?
按照传统的说法，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偶见西洋画中喷泉而感兴趣，问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谁可仿制，郎即推荐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乾隆帝遂命蒋友仁在长春园督造水法，建筑由郎世宁、王致诚(法国传教士)、艾启蒙(波西米亚人，传教士)等负责，并由汤执中(法国传教士)主持绿化。按此说法，乾隆是出于对水法的猎奇心理而建西洋楼。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中认为：“乾隆之所以有兴趣建造这座西式的壮丽园林，最先可能是被耶稣会教士献上的西方绘画中之奇特的欧式喷水池所吸引。”
不过，乾隆对西洋“奇珍异宝，并无贵重”。水法于乾隆而言，并不以为然。他建西洋楼别有目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在《题泽兰堂》诗注中说：“堂北为西洋水法处。盖缘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葡萄牙)国来京朝贡。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住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昨冬广东督臣长麟、抚臣朱珪奏，荷兰国使臣等以今岁为朕御极六十年大庆，恳请来京朝贺。鉴其数万里外，慕化悃诚，因允其请。已即于腊月到京，新正并与朝贺宴赏，节间令于是处观看水法，使知朕所嘉者，远人向化之诚，若其任土作贡，则中国之大，何其不有，初不以为贵也。”按照乾隆的说法，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遣使来京，为了向西洋使臣夸耀天朝大国的无奇不有和无所不能，而建了西洋楼。其后，长春园内先后建成了三组大型喷泉建筑：谐奇趣、海晏堂、大水法。“就中若斗兽，若奔鹿，若水时计，皆其杰作也”。
对此，乾隆皇帝感到无比的自豪，他在《题泽兰堂》诗中写到：“芜情报韶意，水法列奇观。洋使贺正至，远瀛合俾看。”
罗马教廷传信部档案处，藏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王若瑟第一遣巴石喀使华纪实一文，其中有一段饶有兴趣的文字，对乾隆这种夸耀西方的心理作了生动的描述：“……后来富公爷带钦差去看西洋房子，很美很好的。照罗马样子盖的。内里的陈设都是西洋来的，或照西洋样子做的。富公爷问钦差：‘西洋见过没?’他说：‘好些没有见过，因为内里东西很多，都是头等的。……一半我见的，一半不能见的。’都是西老爷(指传教士西澄元)说的。他知道的很细，因为经常陪钦差筵宴、看戏、看花园等事。又因他在朝里，在花园里，做钟作玩意，天天见万岁。……万岁对西老爷说过好几次，你们快快修完西洋房子，你们的西洋大人来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的陈设，都是大西洋很好的东西，又有好些都是西老爷做的，很巧很妙的玩意陈设”。
此后，被邀请在远瀛观看大水法是对西方来华使臣最为优荣的礼遇。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令到京“朝贡”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阅看大水法。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御极六十年大庆，荷兰使臣到京，乾隆让他们观赏水法和西洋建筑并夸耀道“中国之大，何其不有!”
可见乾隆修建西洋楼的主要目的并非出于对水法的猎奇，而是为了向西方夸耀大清帝国的无所不有和无所不能，就是西洋人引为奇观的大水法，大清王朝也有，而且比洋人做得更好，使来朝觐者不得不叹服。
但后来的鸦片战争史，却给清朝的统治者们上了难忘的一课。英法联军打开了虚骄自傲的大清王朝国门，“西洋楼”最终沦为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