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道德翻车，或触犯法律，进而“社死”，品牌方纷纷解约，近来之频繁，让有的人都感叹“麻了”。
人欲易纵，名人“塌房”从来不是新鲜事，但如今“新”在哪呢?时代变了，名人和名人也有所不同。
有的流量小生完全是由资本捧起来的“工具偶像”，公共空间里不需要太多人格露出，一旦没有商业价值，很容易被抛弃，更鲜得到同情;有的名人在人眼中还不太一样，他们似乎更有才华一点，更不可替代一点，对社会也更有“价值”一点。
影视剧《天才》第一季中的爱因斯坦
他们可能制作弹唱了美妙的音乐，写出了精彩的小说，创造了绚丽的作品，甚至为人类的智识和艺术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而他们本人和其作品都必然是公共性的，这时候，如果他们被爆出了某个不符合道德期待的行为，那么怎么评价?还要不要继续喜欢?是否给他社会性再生的机会?与他关联的其他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似乎就不那么容易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了。
名人的祛魅
有人看多了偶像明星的负面，为形象光明而踏实的科学家、学者抱不平，“明明他们为人类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为什么不能获得更多的曝光?”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此时此地移开，真的拿放大镜把古往今来堪称伟大的文人学者检视一番，恐怕经得起360度全面无死角曝光的人也不多。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写了本《知识分子》，他就拿聚光灯挨个对准了很多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许多顶着光环的圣贤智者，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等，在道德上根本经不起审视。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写的《知识分子》，台湾版本译为《所谓的知识分子》
他们两性关系混乱、寡廉鲜耻、忘恩负义、自我中心、冷漠傲慢、嗑药暴力、相处困难，总之，各有各的不是。这本书在中国台湾出版时，书名被译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谓深得其旨。
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性格极端，很善于和别人闹掰，把不少有恩于他的朋友都变成仇人，他和人家吵完架之后，还会幻想这些人一起编织了一个国际性的惊天阴谋来迫害他。他冷血地将自己的五个亲身骨肉丢在弃婴所，不管他们死活。
卢梭画像
如果看过他的《忏悔录》，你会惊叹于一个人怎么敢这样写自己，竟在书里袒露自己有露阴癖好。
浪漫诗人雪莱，实际上是个沉溺于性爱派对的浪荡子，多情又薄情，不停地爱上各种女人又迅速厌弃她们。他甚至和同样性关系混乱的拜伦共有一个情人，和多位男女组成性共享团体。他乱伦，诱骗尚处少年的妹妹;他冷漠自私，对和第一任妻子生的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出轨后他对妻子威逼利诱，阻止她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妻子死后依然污蔑诋毁。
戏剧大师易卜生，极其虚荣，一生热衷于奖牌和勋章，向各处写信索求，还在出席晚宴时，在身上披挂上所有勋章以示炫耀;他也曾与女仆私通并且诞有一子，但从来不承认他的父亲身份，也从来不曾在生活上和经济上对母子予以关心，终其一生，易卜生与他的私生子只见过一面，那是孩子在穷困潦倒时向父亲的唯一一次求救。不仅对私生子如此，对待其他亲友，他也同样态度冷淡，非常排斥自己的合法生子，只因为害怕孩子们觊觎他的钱财。
作家托尔斯泰，宗教上很虔诚，但一度沉溺于赌博无法自拔，也出入妓院，还因此不止一次染上性病，不停追逐引诱包括已婚女士在内的各种女性，同时却对自己的性欲产生罪恶感，对女性心怀厌恶，对自己的私生子也不予以关心和承认。
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思想家萨特，他与波伏娃开放性的性关系世人皆知了，为了写作，他并且常年不节制地服用精神性药物，有较为严重的酗酒习惯。
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出轨无数，情人很多，两段婚姻都是出轨而来，第一次，是在订婚期内出轨，第二次，是婚内出轨表姐。
艺术家毕加索，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人所知的，就有过两段婚姻和五个知名的情人，他的性格富有进攻性，不只体现在传世画作中，给周围亲友也带去不少精神折磨。美剧《天才》的第一季、第二季，对他俩的人生，做了很好的还原和刻画。
影视剧《天才》第二季中的毕加索
不唯以上这些，音乐家贝多芬很以自我为中心，欺骗了出版商;作曲家瓦格纳是反犹主义者;作曲家杰苏阿尔多是谋杀犯……只要愿意，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以此观之，品性上的问题几乎快成这些大艺术家的标配了。“如果世界上没有恶，那么艺术也将不复存在。”加缪这话，充满讽刺意味。
人性的魔鬼
人性幽微，魔鬼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在这些名人、巨子身上展现得更明显，更淋漓尽致，这和他们掌握多少社会资源，是不是达官显贵，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
他们不是非要做恶人，很可能本就没想做君子。
道德是人际关系的规约，一个人的时候无所谓道德，有了其他人，要怎么相处，才产生了道德。所以道德一定是社会性的，它用来约束自己，也约束别人。
罗翔
而富于创造性的人，恰恰不善于约束和压抑自己，这与其向外扩张的天性冲突。他们不仅要伸展生命，并且旁边的人都为我所用，对此不仅不以为意，可能还觉理所当然。
毕加索为了画出女人的漂亮身体，出入妓院，美其名曰“为了创作”;伯父出钱供他读艺术学院，他根本看不上老师，也不在乎浪费了伯父的钱，伤了帮助他的人的感情。
在他画下《格尔尼卡》之前，一度很抗拒，因为那是一幅约稿，人家想让他在世博会的西班牙馆上画一幅巨大的画，以此反对弗朗哥和其追随者，反抗法西斯和暴力，而毕加索的挣扎在于“不接受定制，只画我想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