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于1991年接受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任务，着手撰写《杜甫评传》的时候，至少已有三种同名的著作早已问世。这三种书中尤以陈贻焮教授所著的一种更为重要，它不但是一部长达百万字的皇皇巨著，而且对杜甫生平的研究已达到几乎无以复加的深度。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另写一本《杜甫评传》呢?
从表面上看，这是学校交下来的任务，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它的写法必然要与已出版的几种杜甫评传有所不同。因为这本书在把杜甫当作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来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评传注意得不够的地方。换句话说，由于这本评传的特殊性质，我有可能在学界前辈已有同名著作问世的前提下找到继续拓展的空间。
然而从骨子里看，我所以会接受这个任务，是因为我热爱杜甫，我愿意借撰写评传的机会向这位大诗人献上一瓣心香。我从来不敢对李、杜优劣之争妄置一词，但如果让我在唐代诗人中挑选一位自己最喜爱的诗人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杜甫。天才横溢的李白当然可敬，可他似乎常常处在“驾鸿凌紫冥”的状态中，虽然他也在云端里“俯视洛阳川”，但毕竟与我相去甚远。而杜甫却时时在我身边，而且是以“蹇驴破帽”的潦倒模样混杂在我辈普通人中间。
我永远忘不了下面的情景：1973年的初冬，一阵狂风刮走了那座为我遮蔽了五年风雨的茅屋顶上的全部稻草。当天夜里，我缩在被窝里仰望着满天星斗，寒气逼人，难以入睡。忽然，一个温和而苍老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顿时热泪盈眶。而且马上联想到此前一位身居高位的名人肆意贬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声称要追问凭什么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事情。当时我激动万分，总有一天我要告诉世人：杜甫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在这件事情上，千千万万像我一样住在茅屋里的普通人要比养尊处优的大人物更有发言权!
18年后，当我动笔撰写《杜甫评传》时，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应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叙述杜甫的生平和思想，并恰如其分地评价杜甫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但内心的激情仍然不由自主地流淌到字里行间。我愿意随着闻一多先生一起高呼：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我写的《杜甫评传》既然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当然应该格外关注传主的思想，而不能像一般的杜甫评传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其诗歌创作上。然而我并没有刻意为杜甫制造一顶思想家的桂冠，并没有刻意拔高杜甫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我坚持认为杜甫首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一生的心血主要是倾注在诗歌创作之中，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其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在这个前提下，我也认为杜甫确实是一位思想家，他确实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从下面两个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杜甫的作品(包括诗歌和其他文本)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想材料，他虽然很少以纯粹的理论形式来阐述其思想，但事实上他一生都在深沉地思考，他把无数闪闪发光的思想碎片镶嵌在其作品中。只要我们认真通读杜诗并融会贯通，一位好学深思的思想家杜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其次，杜甫终身服膺儒学，他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思想家园。杜甫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使在他亲身遭受了“儒冠多误身”的人生坎坷之后，即使在他目睹了仁政理想的彻底破灭之后，他依然坚持高举儒学的大旗。由于原始的儒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哲学，儒学的真谛是将“仁者爱人”的思想推行于社会，所以杜甫堪称是孔孟的真正传人。杜甫以其坚忍不拔的态度在现实人生中坚持儒学的原则，以其质朴无华的方式在平凡生活中实现儒学的精神，仅凭这点，他就堪称大儒、真儒。朱熹把杜甫与功业彪炳的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一起称为“五君子”，认为他们“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正是对杜甫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的体认。既然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那么杜甫的思想家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