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最后一堂课必定是死亡，但这不意味着只有等你快要死亡的时候才会来临，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因为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可能先走一步离你而去。学会告别、向死而生、修死亡学分就显得很有必要。
《最好的告别》的作者阿图·葛文德，白宫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受到金融大鳄查理·芒格大力褒奖的医学工作者，于2010年跻身《时代周刊》评选的“100位具影响力人物”。代表作有《最好的告别》、《医生的修炼》、《清单革命》。《清单革命》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作者提出的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给我很大的启发，对于无能之错，列清单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尤其是对于那些复杂而又程序固定的事情。
无时无刻的衰老
衰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着，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才能更好的去适应和改变。说起衰老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一个段子，为什么俄罗斯美女30岁后就成了大胖子，之前的好身材好像一夜之间不见了。这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新陈代谢很快，即便吃大量的高热量食物，也不容易发胖，给人一种“怎么吃都不胖的错觉”。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逐渐衰弱，新陈代谢变慢，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暴饮暴食，只能是横着长，变成一个大肉球。不光是俄罗斯美女这样，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
人类的衰老，伴随着器官的机能退化，慢慢的出现白头发、皱纹、牙齿脱落、腿脚不听使唤、视力听力下降等。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方式也需要不断的调整。从出生的婴儿时期由父母照顾，到长大成人独立自主的生活，再到老年的时候需要儿女的照顾。社会的变化，对于老年的养老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祖辈，大多数生了3个以上的小孩，他们老了，即便个别子女不在身边，也至少有其他的儿女在膝前照料，或许这也是“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原因。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假如儿女不在身边，父母又该如何养老?到了父母生活很难自理的时候，子女会考虑为他们找养老院，请保姆。子女或许会认为父母有人照顾，自己可以心安了，可是父母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解释型：最好的医生
衰老之后抵抗力降低，各种病会找上门来，常见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严重一些的老年痴呆、癌症。现在癌症越来越多，不断的变种，让人防不胜防。生病了就要找医生，作者本身就是医生，他把医患关系分为3大类。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
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关系是“家长型”的——我们是医学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我们认为对他最好的治疗。我们有知识和经验，负责作出关键的抉择。如果有一粒红色药片和一粒蓝色药片，我们会告诉你： “吃红色药片，这对你好。”我们可能会给你讲讲蓝色药片，但是，我们也可能不讲。
第二种关系被称为“资讯型”关系，同家长型关系正好相反。我们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来裁决。“这是红色药片的作用，这是蓝色药片的作用，”我们会说，“你想要哪一个?”这是一种零售型关系。医生是技术专家，病人是消费者。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作出决定。
第三种医患关系称为“解释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解释型医生会询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了解到答案以后，他们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并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够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
触达心灵的谈话
大多数医生认为，讨论绝症的主要目的是决定病人想要什么——要不要化疗，是否希望心脏复苏，是否采用善终服务。我们着力于陈说事实和选项，这是错误的。 “主要任务是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汹涌而来的焦虑——对死亡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们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人们有很多担忧和真正的恐惧。”一次谈话并不能涉及所有问题。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并没有某种固定的办法可以引导绝症患者度过这个过程，但是有一些原则是固定的。你坐下来，掌控谈话时间。你不是在决定他们是需要A治疗方案还是B治疗方案，而是想努力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什么最重要——这样你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信息和办法，使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个过程既要求表达，也要求倾听。如果你说话的时间超过了一半，那么，你就说得太多了。
在病人做决定之前，她想问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预后会怎么样?对于前景，他们有哪些担忧?他们愿意作出哪些取舍?如果健康状况恶化，他们希望怎样利用余下的时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做决定，他们希望谁来做决定?
我经历过的死亡
自记事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是在8岁的时候，奶奶去世，那时候哭的特别伤心，奶奶是得了乳腺癌去世的，生前受了很多苦，经常半夜痛醒，然后再也无法入睡。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没有去医院治疗的条件，奶奶最后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爸爸、叔叔、大伯，一大家子人都守护在床前，相比那些长期待在icu，插着管子、戴着氧气面罩的那些人，奶奶可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