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这是马寅初先生的名言。这不仅体現了先生独立自由的勇气，更显示了先生为民请命的担当。
1940年，马寅初先生应邀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演讲，他当着蒋介石的亲信怒骂道：“蒋介石的亲戚与亲信宋子文，孔祥熙是猪狗不如的上等人。他们依仗权势，大发国难财，应将他们撤职查办并把他们存在国外银行的钱财全部没收，用作抗战的经费!”
一个月后，他又在重庆实验剧院向公众演讲：“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先生也算一个，不过他只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他接着又说：“前些时有人写匿名信威胁我，说如果不听打招呼，就叫我吃卫生丸(子弹)，今天我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实在难以从命。”
讲到此处，只見马先生一手拉开长衫，用指头指着胸口叫特务有种就打这儿，并告诉公众，他已将儿女带到现塲，准备收尸!一腔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震惊山河。
解放后，马寅初先生一如既往，敢作敢为，直言不讳，为民请命，这在我国知识界可谓绝无仅有。1955年7月，马先生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控制人口的议案。不料受到了高层的批判。他闻讯后毫不妥协，对周总理说：“人口问题对国家民族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就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两年后的春天，马先生不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而且再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人口提案，并因此引发全国各报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仅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批判的大字报竟达数万张。
马先生不检讨，不认错，不撤提案的强硬态度让关心他的人们十分担心。1959年，周总理为了保护他，亲自跟他做工作，希望他写份深刻些的检讨，过了这一关。虽然马先生向来敬重周总理，却还是毅然回答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几天后，他又将坚持己见的文章《重述我的请求》交由《新建设》杂志发表。
一夜之间，北大万张大字报齐轰马寅初。从此，马先生离开了北大，辞掉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过上了“四不生活》，即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面見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
在中国，有名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遗憾的是象马先生这么有担当的人确实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