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宋到老杜，由诗歌而词赋，辛弃疾词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与其思想观念，心态经历交织调和，相伴相生。辛弃疾的词豪情中怀有深沉，雄放处孕育悲凉，真正继承了唐代杜甫以来“沉郁顿挫”的情感艺术特质。辛弃疾“平生塞北江南”的人生阅历，词苦心危的精神世界，潜气内转和摧刚为柔的情感表现，在现实层面上深化了“沉郁顿挫”的底蕴内涵。
杜甫天宝十三载《进雕赋表》首次将“沉郁顿挫”带入文学批评领域:“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此后，“沉郁顿挫”被广泛地用于评价杜诗。
辛弃疾词中即常可见词句语汇脱胎于杜诗:“杜陵酒债曲江边”(《最高楼·庆洪景卢内翰庆七十》)，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之意;“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接受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意;《上西平·送杜叔高》一首中就有“江南好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天日暮，何时重与细论文”两句，分别接受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和《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句。辛弃疾被称为“词中杜甫”。
辛弃疾自幼受祖父辛赞熏陶教育，抱定恢复中原，统一河山的伟大志向，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表南归，至68岁卒于铅山，却始终没能实现复国理想。他以“归正人”的身份仕宦南宋朝廷数十年，时时被“以异壤视之”，辛弃疾是寂寞难言的：政治上备受排挤打压，处境恶劣;统治阶级的倾轧孤立投射进他文人特有的敏锐诗心，忧谗畏讥、隐忍怨艾当属必然。他对上层的不满只能深藏于内，曲折表达。辛弃疾本横竖烂漫，成词却沉郁顿挫，正源于满怀平生不平事的矛盾心理。“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夙愿一如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不寝听金月，因风想玉珂”(《春宿左省》)般虔诚和执着。博大深沉、广远厚重的忧国忧生情怀在杜辛二人作品中有相似体现，配合奇崛雄深、铿锵拗仄的章法句式，赋予作品离合顿挫之妙。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大举攻宋，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辛弃疾率众举义，奋然南归。他年仅23岁便在万众之中生擒叛将，“如侠毚兔，束马衔枚”“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辛弃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极富政治谋略，复国决心坚定，曾为朝廷提出《美芹十论》等奏议，体现出远见卓识的军事眼光。但此后南渡数十年生涯，宦途辗转，他却再也没能真正施展过滔滔大略、磊落雄才。青年时代南归前夕，这段气势凭陵的光辉岁月成为辛弃疾此后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南归后的词作，辛弃疾频频追忆少年壮举，慷慨悲壮，凌厉无前。“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这些词一再追忆昔日英姿，除却这段往事本身具有的非凡意义外，更多是对词人收复河山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种补偿。这种补偿也只能通过不断“追忆”或“梦回”的方式接近复现，岂不沉郁悲凉!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那刀枪铁骑、弓弦雷鸣的英雄战场只能出现在梦境，往昔壮美沙场的回忆正凌空直上，一句“可怜白发生”，顿时让万丈豪情陡然下跌、戛然而止、回归现实。北方战场旌旗蔽空，精锐战士骁勇杀敌的梦境赤裸裸地映衬着现实中功名未就、满腔遗恨的南渡衰翁。今昔对比，梦境与现实反差强烈，郁怒之词只能化为悲凉之音。
辛弃疾空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在失志英雄的悲恨里，自然山水也化为热血战场，与军旅生活相关的“长剑”“惊弦”“笳鼓”“胡沙”意象常现笔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沁园春·灵山斋庵赋，时筑偃湖未成》);“门外苍官千百辈，尽堂堂，八尺须髯古”(《贺新郎·和徐斯远下第谢诸公载酒相访韵》)，其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付诸草木，在兀自营造的想象中指挥军队，驰骋疆场，辛弃疾痴态何等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