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乐子，是我国京津地区的一个方言。从浅显处说，找乐子是指寻找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作为生活的“调味品”，愉悦感官，消遣时日。往深层次讲，找乐子则是指从健康有益的取乐方式中陶情怡志，吸取精神营养和政治营养。
唐代白居易有诗曰：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希冀和寻求快乐，是世人共同的心理常态。
近些年来，国人在物质生活极大改善的情况下，追求精神享受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娱乐活动在全国遍地开花。随之而来的是，找乐子这个词也成为发烫的热词。在网络界，围观起哄者被称为“乐子人”，还出现了名为《找乐子》《寻乐》《找乐助手》的软件，至于供取乐使用的其他APP更是数不胜数。
找乐子，虽是人们惯常的心愿，但是在一定的特殊环境和情势下，人们找乐子的愿望显得更强烈，心情也更急切。一般说来，当天灾人祸降临时，当钱财、事业失损时，当人际关系受挫时，无聊、苦闷和烦躁等心绪极易涌上心头，更想通过找乐子来排解不良情绪的袭扰。比较现实的是，三年多来，人们在遭受新冠病毒肆虐，多次居家“静默”的煎熬日子里，发掘并“创造”了不少自作其乐的门道，借以消遣时日，尝试到了闷中取乐、苦中作乐的别样滋味。
对于快乐的实质，古今中外哲人名士普遍认同的是，快乐是由人的内心决定的，“乐由心造”;快乐联结着人性与德性，“乐由品定”。快乐的品位有文野高下之分，寻求快乐的方式也有正误之别。
因此，找乐子要善鉴别，慎选择，力求乐合正理，乐循公德，健身又修心益志，乐己又乐人乐众。
(一)秉持童心，从发掘寻常生活“小确幸”中寻清欢
何谓童心及童趣?
明代李贽《童心说》的定义是：“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的主要表现为纯真无邪，乐观无忧，对事物饶有兴趣，充满奇思妙想，且喜欢寻根究底。
老北京人多谙熟童趣之道，他们从说书、杂耍、唱二簧，到养鸟、遛狗、放风筝、斗蟋蟀等，样样玩得如醉如痴。《茶馆》里的常四爷有句非常有代表性的话：“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老北京人乐子的突出特点：“所欲不奢，所费不靡，应时当令，因陋就简”。这些乐子极具平民化，也极易普及化，怪不得能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景观。
在我国文坛史上，在我们周围，总有一些人被誉为“老顽童”、“不老翁”。他们人老心不老，年长而兴致不减，活得潇洒快活，有滋有味。他们出自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们的眼里，万事万物钻研进去都可以找出乐子来。这正是以爱心育童心，以童趣养童心。平中能见奇，凡事能寻乐，在抬头可见的寻常物件中，在单调枯燥的平凡生活中，善于发掘有意义有滋味的“小确幸”，借以消愁舒心养志。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现代画家、漫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老人家的童心很重，常醉心于儿童的游戏和生活中。小孩偷枣、搭积木，抓蝴蝶、放风筝等司空见惯的儿童生活场景，经过他的细腻观察和精心创作，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纯朴童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他的漫画之中。他还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道出了年老而童心不泯的真谛：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愿你保有稚子之心，存有稚子之念，享有稚子之乐，面有稚子之笑容。
再说著名作家、翻译家林语堂，他的文章虽缺乏主流文学的批判性，却开创了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幽默散文的先河。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他用半雅半俗、亦庄亦谐的笔触，将酌酒与品茶、食物与药物、种树与养花、住房与装饰，衣着与打扮等生活小物小事，写得生动诙谐，充满情趣，不愧为社会赠予他“幽默大师”的称号。
“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嬉。”谁曾想，八百多年前宋代诗人陆游这一诗句描述的情景，如今会在现实生活中重现。人们在遭受新冠病毒侵袭宅家苦熬的日子里，童趣再起，重拾“儿戏”，男女老少齐上阵，跳蹦扭摆，说学逗唱，嬉笑玩闹，锅碗瓢盆勺子当乐器，萝卜茄子黄瓜作道具，玩闹得如醉如痴，不亦乐乎。童心未泯，所遇皆甜。这种种有益无害的小玩闹，“穷开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和消解了烦闷无聊情绪，使人们普遍尝到了久违的清欢滋味。
(二)涵养雅趣，从文学文艺中品美韵
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文学文艺项目，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
对于琴棋书画，有人这样说“琴中有情韵，棋中有天地，书中有乾坤，画中有诗意。”四者是传统文化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艺术是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浓缩，是生命真谛的特殊显现。包括琴棋书画等文雅的艺术形式，都与人生的快乐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外学者早就对文艺有“快乐的美学”之称。人们在对社会生活进行形象概括而创作文艺作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获得知识，陶冶情操，而且可以享受优雅的乐趣，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并能延年益寿。
因此，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特别是文人墨客，大都有偏爱琴棋书画之类的雅趣嗜好，有的甚至以此为终生的事业。
当然，世间最高雅的嗜趣，当属读书。有关赞美读书妙用的诗句，古诗里可谓比比皆是，又贴贴切切，根本用不着笔者修饰，选有代表性的诗句直接予以转述。读书可自得其乐：“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欧阳修)，“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读书能长识益智：“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韩愈)，“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王安石);读书能养心修德：“立信以入学为先，入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古今中外许多有学问且有作为的人，莫不嗜书如命，长久坚持以书为友，以书为师，又以读书为乐。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主席是酷爱读书学习的典范，可称“同书作伴，同书共寝”。他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据有关资料显示，《毛泽东选集》中使用的引文、典故和成语，来自近一百二十部古籍，其中引用十条以上的多达十种，还用了近五十位古代人物的诗文。所有这些，大多是信手拈来。毛主席不仅学贯中西，通古博今，更可贵的是将书本知识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于指导革命和建设。周恩来总理曾感慨地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话说回来，文雅的嗜好，固然可以为无聊的生活增添趣味。但文雅嗜好仍有优劣之别。同样的文学文艺形式下，可以演绎出健康之声或靡靡之音，醒世名著或误人之作。这就需要提高鉴别和选择香花与毒草的能力，既注重运用艺术形式充实生活，愉悦感官，更要通过艺术修养培育高尚的情操和豁达的气度。
(三)正观修德，从爱心善举中享共乐
找乐子，绝非单纯刺激感官那样简单。快乐，分为有无道德意蕴两种类型。凡是带有道德意蕴的快乐，均由思想支配情感而产生，并由道德品质决定着快乐的性质和方向，区分为积极快乐与消极快乐。世界几位著名的哲学大师早就指出“道德是快乐的根本，人无道德，则丧心病狂至恶”，“快乐是德性的表征”，“正确的快乐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只有讲道德，讲文明，讲理性，高处着眼，实处着手，才能真正使愉悦由感官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由消极方向扭转到积极方向，最终获得正确和高尚的快乐心和幸福感。
要讲宽容和善之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庄子)
按说，人生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人与人相互尊重，宽和相待，无形中会平添几分乐趣。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市场经济后，人际关系的唯利倾向加剧，切防唯利是交，唯势是交。网络时代的人际交往，进一步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更须恪守网德，循规守矩，以礼相待，据理相辩，切防动不动在网络平台上带节奏，拨弄是非，挥键(剑)伤人。
要讲知足知止之乐——“知足常乐，不愿乎其外”(况周颐)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鬼见愁。私欲是痛苦的根源，贪心是自囚的樊篱。一个人要获得快乐，不是增加财物，而是降低欲望。无数反面教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人心不足，紧随其后的定是心怀不轨，行必不法。心负着名权利禄的沉重包袱，就会心力交瘁，毫无快意，永无宁日。知足知止，可以长久。贪婪者常忧，知足者常乐。抛弃了名缰利锁的纠缠，如同自囚中获释，自然会神清气爽，别有洞天。
要讲尽职尽责之乐——“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梁启超)
爱因斯坦这样诠释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对生活的乐观，对工作的愉快，对事业的兴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对工作极端的热忱，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敢于担当，励精图治，这是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履职尽责，需要费心费力，难免吃苦受累，有时还免不了吃亏受气，但快乐正蕴涵在其中。饱受负责任的苦处和难处，更能饱尝尽责任的乐趣。
要讲利他助人之乐——“予人为乐，与己而乐”(韩愈)
坚持利他之乐和助人之乐，就是要从公心和爱心出发，“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乐于奉献，乐于助人，尽力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愁脸变笑颜;尽力做些对社会有益的善事，使大众的生活增添舒心惬意。“与人为乐，与己为乐。”福往福至，乐出乐返，一个人能给予他人快乐，自己也会自得其乐，而且要比自己的需求被满足更快乐。
群乐，共乐，远比独乐更有乐趣美境。作为公职人员特别是共产党员，都应具备“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