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太陌生了"。前一阵我写了几段关于母亲的文字，细心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从没见你提到你的父亲"?我就是这样回答的。
和人聊家常总会聊到父亲这个话题，当我回答父亲已经过世时，会有人顺口：哦。尔后再关心地问：去世几年啦?我总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已经过去多少多少年了。我这么快回答，并非我对父亲的去世记得特别清楚，恰恰相反，对父亲的去世我毫无印象可言，仅仅是因为我的降生和我父亲去世是同一年而已。我生于1957年4月，父亲亡于1957年9月。
母亲对社会的剧变，生活的压力，工作的逆境等等从不抱怨，只会在心情非常不好时偶然抱怨几句，不外乎就是我父亲一撒手把培养7个未成年子女的责任突然交到了她一个女人手上，那年她才36岁。所以乖巧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从不主动谈及父亲，生怕母亲不高兴，哪怕是我们再想知道父亲的点点滴滴。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矮矮的钱老师布置一篇课外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真不知怎么写，回家问大姐，大姐让我和钱老师讲，这个作文我们不写了。到学校怯怯地跟钱老师说，钱老师居然爽爽地就同意了。后来才知道，钱老师家里是宜兴的教育世家，和我爷爷，外公等都是同业中人，钱老师还曾是母亲的同事，对我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
我对父亲知晓的一鳞半爪，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母亲偶尔谈及或在几次抱怨之中倍觉苦楚需要释放时的"泄露";二是父亲的同学朋友学生来家拜访母亲时的对话我有所耳闻。这些片言只语，再加上一顶满橱的外文书，一大盒克罗米的绘图工具，几把计算尺，一叠有水印"usa"的信笺纸和一个紫砂笔筒等等，大概就是我对父亲认知的全部。
爷爷和外公应该是熟识人。爷爷曾是宜兴蜀山东坡小学的校长，外公是蜀山双庙头人，曾任南通中学校长，宜兴精一中学校董会主席等。父亲在抗战前考上浙江大学化学系，一年后发现有色盲即辞学，而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读土木工程，其逢抗战爆发。是时，母亲因战乱中断苏州女师学业，听我外公安排，一大家子人住进上海法租界，今长乐路邮电医院内的一栋房子。期间，母亲经常被其舅舅潘梓年、潘汉年、潘企之(即潘惠年)"利用"，以其小姑娘身份，作掩护、传情报。父亲思想活跃，上海交大毕业后与宜兴老乡蒋锡金(即锡金，左翼诗人，解放后在吉林大学工作)、高中同学张心宜(即张佩珍，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江南造船厂和上海造船局工作)来往密切，经常参与左翼活动，常涉文演与创作(关于这点，我80年代读吉林大型文学月刊《新苑》所刋登锡金(蒋锡金)所写回忆录得知一二)。而邮电医院那栋房子，也就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一来二去，父亲和母亲便扯上了姻缘这根线。
抗战胜利后，一直没有稳定收入的父亲和一直有父亲(我外公)宠养的母亲已经有了我大哥和大姐，终究要有自己的生活，于是便回到老家宜兴。
宜兴是个小地方，根本用不着像父亲那样上海交大土木工程毕业的人，当教师才是在宜兴这个尊师重教地方的最佳选择。于是呢?于是就做了教书先生。
叔叔姑妈们都说我父亲是"天赋异禀"，爷爷却说那是"恃才傲物"。有传言说，父亲"最佩服的是体育老师，标枪能投那么远"，也传父亲有狂言，"上课除了体育，其他课程全都不在话下"。
可能父亲年少时在上海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待长了，对时事敏感，反应强烈，言论偏激，再加上孤傲不羁的性格，在宜兴当教师的时段中，虽然总有学校慕名来请，可一二年之后总又不得不忍痛割爱。直到1956年，父亲应聘去了无锡一所比较有名的中专学校任教，时至1957年9月我出生刚满5个月就突然意外身亡。不难想像，当时的背景和家庭状况，谁也顾不及也没能力去解析父亲去世的真相。
对父亲的过去，哥哥姐姐们和我一样，知之甚少。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母亲有生之年从她口中"套"出点东西，可又不忍提及母亲不开心的话题，到现在尽是后悔。前几年族人推我二哥作主笔修宜兴路氏族谱，二哥专门去了无锡，也就是我父亲当年执教的那所中专学校一一现在已成为一所大学，想查阅父亲的档案，校方一口回绝，言年代久远，机构多变，档案遗失。我们想，当年那个中专一直是这个学校不断升格最后成为大学的主体，怎么就会是这样呢?疑问可以有，但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结果，这也就意味着父亲过去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将永远尘封，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可能是最大遗憾。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在上海生活多年，还有点小资情调，在家里经济条件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逢我出生百日，领全家照了个合家欢。这也是我辈家里唯一的一张全家照。
感谢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