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0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离开了伦敦，乘着一艘小船驶向新几内亚。
这是位于澳大利亚以北、太平洋以西的岛屿，土著部落星罗其间。
马氏在这里展开了持续几年的田野调查，随后出版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使他暴得大名，他本人也被推崇为“民族志之父”。
他和穿草裙的土著人一起，说土语，住棚屋，在炎热潮湿的气候里，像一个原始人那样生活。
在长期的接触中，一个清晰有序、结构严密的原始社会，被勾勒了出来，部落间甚至还有复杂性堪比现代金融市场的“库拉”交易。
颇为戏剧性的是，马氏死后，调查期间的私人日记被公布于众，文中对当地人的鄙夷和愤恨，又使他跌入了“人类学界的一桩重大丑闻”中。
面对不同的文化，受过包容视野浸淫的学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日常的你我呢?
不同时空、不同文明维度下的激烈冲突，似乎都在问一件事——“他者”。
我们怎样看待“他者”?又怎样作为“他者”生活呢?
我们能否放下某种文明制高点上的高傲，以一种平等的角度看待不同的生存方式?
比如，按照文明的进程来看，游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似乎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是一种进步。
尽享网络、科技便利的现代人，看到一个拿着虎枪打猎的原始人，容易生出一种优越感——我们超越了自己的祖先。
可文明的形式层出不穷，文明的进程未必在推进。
项飙教授在“悬浮时代”的讲座中，曾举过一个例子：
一个原始人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四个小时，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余下的大量时间可以娱乐，那么他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人每天像机器一样工作十几个小时。
马氏在新几内亚也发现，土著人会花大量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比如修剪花园。
现代文明的一种假象，就是依托应接不暇的技术革新，让人们陷入一场场“工具”的狂欢中，在对这些工具的占有中，自己也逐渐朝着“工具”的方向异化。
文明的发展趋势，循着人类的欲望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