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一个狭窄、不平的小岩脊上，太过陡峭，要不是那些藤蔓，我们早就因鲁莽行事而丢脸地滑落悬崖、跌断脖子了。这植物枝繁叶茂，伸展蔓延，有点像白蔹。
“瞧，这里还不算那么壁立陡峭。”特里满怀自豪和热情，“这块家伙绝对承受不起我们的直接体重，但若我们凭借着它以略带几分滑动的姿势落到下面，每次只下去一个人，手脚并用，始终拽牢，那我们活着到达下一层岩架应当没问题。”
“既然我们不想再抓住绳子爬上去——又无法舒舒服服地在这里呆着——那我同意特里的主意。”杰夫表情严肃地说。
特里先下去——他说要给我们示范下一个基督徒是如何面对死神的。还好我们运气不错。我们扔掉束腰上衣，穿上最厚的衣服，才得以成功降落——虽然我在最后重重地摔了一跤，用尽力气才扒上第二道岩架。第二步是爬下一个“烟囱”——一条长而不对称的裂沟;带着身上多处刮伤、疼痛、还有不少淤青，我们终于抵达了溪流。
那里其实更暗，但我们觉得很有必要逃得越远越好;于是我们在黑白闪烁的树影和月光下趟水、跳跃、攀下布满岩石的河床，直到曙色渐明才不得不停下脚步。
我们找到一棵不错的坚果树，因为熟知其果实，就将那些饱满、中意的软壳大坚果装了满口袋。
我发现我尚未提及这些女人的口袋不管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叫人称奇。她们所有的衣服上都有口袋，尤其是穿在中间的衣服，更是缀满了口袋。我们在口袋里囤满了坚果，直到整个人都鼓了起来，像行军的普鲁士士兵;接着又喝饱了水，开始睡觉。
这地方不太舒服，而且难以靠近，只是一个沿着陡峭河岸的裂缝，就在河岸上方。但这里被树叶遮蔽得严严实实，而且很干燥。经过三四个小时精疲力尽的攀爬，又好好吃过一顿早餐之后，我们都沿着裂缝躺下，彼此头挨着脚，一直睡到午后的太阳几乎要烤熟我们的脸。
特里试探着用脚戳戳我的头。
“范，你怎样?还活着?”
“活得挺好。”我说。杰夫也一样开开心心的。
如果不转身，我们还是有空间伸展身体;在遮蔽的树叶后面，我们能很小心地翻身，但一次只能一个人。
在白天离开没什么意义。虽然我们没怎么好好看这个国家，但也能知道此刻我们正在开垦区的起始点，而且警报无疑已经远传四面八方。
特里躺在滚烫狭窄的岩石边缘，轻声窃笑。他絮絮叨叨地猜着我们的看守和老师们该是怎样一副挫败的狼狈相，还说了很多无礼的话。
我提醒他我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我们先前停放飞行器的地方，而且那机器很有可能不在那里了;但他只是抱怨地轻轻踢踢我。
“不给我们鼓舞士气也就算了，还说这么泄气的话。”他抗议，“我从没说过这是次野餐。但我宁可逃到南极的冰原也不愿意当囚犯。”
不久我们又打起了瞌睡。
长时间的休息和暖到骨头里的干热让我们恢复了不少元气，那天晚上我们走了相当长的路，一直行走在树木杂乱的土地边缘，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国家的边界地带。有时我们靠近边缘外侧，会猛地看到远处的无尽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