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中心一号，这枚尖针刺向天空的地方曾经矗立着两座塔。世贸中心一号、二号——南塔、北塔。
十八年前，我匆匆把大毛送到幼儿园，到了办公室后，还没有开始干活，就有同事在广播里听到有飞机撞中世贸大厦的消息，于是大家都围向一台老黑白电视。刚刚打开，就依稀看见了熊熊燃烧的北塔。同事们唏嘘不已，觉得这次飞机失事非常奇怪。正看着，第二架飞机撞中了。于是大家知道，这绝非意外。
当时还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世界将不再是从前的世界，美国也将不再是从前的美国。
大毛当时刚会说话，平时乖巧安静，说话不多。就在那段时间，我突然发现他已经识字，我们的车走到哪里，他都能读出路标。然后，他突然告诉我：“红房子要倒了。我要保护红房子。”我们当时刚搬家半年，新家的颜色是谷仓红。大毛从电视里看到世贸大厦的南塔、北塔相继坍塌，他知道，他住的红房子也会坍塌。
二毛出生在9·11以后的世界。他自出生起，就不曾享受过9·11之前那种大大咧咧、轻松愉快的氛围。
米切尔·祖科夫在《坠落与重生》的扉页上写着：
献给我的孩子——
以及所有人的孩子
一直发誓再也不做翻译了，但这样的书走到面前，仿佛量身定做，无法放手。米切尔·祖科夫原来是《波士顿环球报》“聚焦”报道小组的成员，“聚焦”是《波士顿环球报》最强干的记者团队，他们的“调查新闻”曾挖出波士顿天主教会常年包庇大量教士猥亵儿童的实例，震撼的不仅仅是波士顿的天主教会，还有整个天主教教会。
9·11发生那一天，祖科夫因为实时报道而出名，现在他在波士顿大学教新闻。他为本书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将它们集结成书，试图还原每一普通个人在那一天的生活。以及死亡。
9·11的题材我已经翻译过一本。2015年翻译的《特别响，非常近》是小说，讲的是灾难发生以后，幸存的人如何努力继续生活下去，作品的焦点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坠落与重生》则是纪实，并且是从离去的人开始写起，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很多人、很多家庭。飞行员、空乘员、乘客、高管、小职员、消防队员;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孙子孙女;有钱人、普通人。大家都有着大大小小的目的地和各式各样的梦想。然后有人周密策划，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美国并没有完全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就像一名常胜将军，从此不再认为自己必然常胜。
说到这里，还是要再次钦佩一下《特别响，非常近》的作者乔纳森·萨福兰·弗尔。一本写纽约9·11受害者的小说，他却花了很大篇幅写二战战败国日本的广岛和德国的德累斯顿，这样一下子就提高了作者站立的高度：弗尔记录了小男孩奥斯卡失去父亲以后，通过寻找父亲留下的踪迹找到了亲人和非亲非故的人的爱，同时也将9·11事件本身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用广岛和德累斯顿平民遭受的苦难和伤害，向我们展示，9·11不仅仅是受害人的悲剧，不仅仅是受害人家属和亲人的悲剧，不仅仅是纽约人的悲剧，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
世贸中心遗址纪念碑，杜先菊摄于2016年10月。
忠实记录历史的叙事是有必要的。米切尔·祖科夫说，他写这部书，就是因为经历过9·11的人在渐渐遗忘，而新生一代生活在一个被改变的世界，却没有关于这个转折性事件的第一手记忆。
于是，祖科夫尽量给这些人物留下一份记忆。很多段落，熟悉美国报纸上的讣告的人马上就能够辨认出那种风格：试图在几句话里总结一个人的一生。他或她在哪里出生，做过什么事情，拥有过什么东西，爱过哪些人，爱过哪些东西。书里来不及讲每一个人，他就在书末列上所有人的名字，就像纽约世贸大厦遗址的纪念碑那样，列上了所有受害人的名字。
米切尔·祖科夫是一名新闻记者，他以记者的冷静，记录着一个一个乘客，一个一个机组人员和一个一个消防急救人员的故事。他对每一个个体的描写，读起来都有些笨拙：长长的一句，列上这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声音、爱好、职业、成就、妻子或丈夫的名字、有几个孩子、孩子的年龄等等。非常琐碎，而且千篇一律。
然而，在生死关头，似乎也只有这些琐碎的东西，才显得至关重要。这些看似重复、千篇一律的细节描写，是祖科夫为他们找回的生命，这些重要指标(vital signs)，令我想起医院新生儿病房的重要记录：出生时刻、父母、身高、体重。
生命赤条条来到人间，也不过就是这几样关键指标。而生命逝去时，也不过是年龄、身高、体重、声音、癖好、妻子或丈夫的名字、父母、兄弟姐妹、孩子……祖科夫用区区几十个字，赋予了他们人性，为他们立下了生命的丰碑。
因为他们以最惨烈的方式失去了生命。